在這本文學史里，“我學會了中國人的圓滑！”

　　把顧彬和“垃圾說”等同起來幾乎成了一個慣性思維，“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不是我第一個說的，是我多年前在汕頭大學一次會議上聽一位中國學者說的，他后來去清華大學教書了。我只是第一個向公眾提出來罷了。”至今顧彬仍然堅持中國當代文學除了詩歌之外都不是太理想，“印象中好的作品有王蒙的《組織部來的年輕人》，張愛玲在香港發表的長篇小說。中國當代散文、小說、話劇都比較困難，余秋雨知道怎么寫好散文，但還不夠好，最好的散文是北島寫的。小說呢？我覺得還是王蒙在1980年代寫得不錯，1990年代以來的小說，我還沒有去思考。那個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作家，他的作品都是我翻譯介紹給歐洲的，但把他和其他偉大作家相提并論就太可笑了，他差太多。所以，自從他獲獎之后我們就決裂了。”

　　談到中國當代文學的問題，顧彬還是堅持他的“語言說”，“中國當代文學的語言有問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還是我一直說的，中國作家的外語不太好，無法讀原著，就無法吸收其他語言以豐富自身的表達。”德國老頭有點固執地說。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德文版和中文版幾乎同時面世，“在歐洲賣120歐元，中國只要58元人民幣，太便宜了！”顧彬開玩笑說。有專家認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沒有了顧彬式犀利的批評語言，“我學會了中國人的圓滑，不好意思批評老朋友。”

　　評論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十分嚴謹，書中有相當多的注釋和引文，通過這些注釋，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對中國文學的了解程度。讓我相當驚訝的是，中國20世紀文學在歐洲的譯介和研究非常深入，甚至超過了我們對歐洲文學的了解程度。《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在我看來有點類似于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沒有過多地糾纏于文學以外的社會、政治、文化，而是更加突出文學、文字和作家。幾百年后，我們只會記得這些文本，而不會再記起這些年發生了什么事情。《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出版之后，本來以為書中會有許多尖銳的批評，但現在可能要讓我們失望了。——陳思和

　　我覺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更像是中國人寫的，體例、標題都很像。——孫甘露

　　文學史也在垃圾化，甚至比當代文學更垃圾，很多文學史既沒有文學也沒有史，只是為了職稱和課題而寫，甚至成為文學權力和政治權力的鏡像投射，比如魯迅給多少字，茅盾給多少字都會有所限定。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是值得推薦給大學生作為教材的。——張閎

責編：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