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解決民族問題的進程首先是從民族識別開始的，其后便是大規模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的開展。作為這兩項艱巨任務的親歷者和“智囊”之一，費孝通先生在民族地區實地和少數民族接觸中親身感受到這樣一個事實：民族不是一個由人們出于某種需要憑空虛構的概念，而是客觀存在的，是許多人在世世代代集體生活中形成，在人們的社會生活方面長期發揮著重要作用的社會實體。而對于民族的形成、對其所具有的特征的說明，則屬于民族理論的范疇。所以，必須有一種較為成熟的民族理論作為民族識別的依據和標準。但由于歷史的原因，當時我們用作參考的民族理論來自蘇聯，也就是斯大林所說的：“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而追根溯源，這個定義是根據歐洲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所形成的民族情況總結出來的。而這里所提出的“在歷史上形成”，就可表明，定義里提到的四個特征是動態而不是靜態的，只適用于歷史上一定時期的民族。而審視我國的少數民族，在解放初期大多還處于前資本主義時期，這就意味著這個定義中提出的四個特征在我們的民族識別工作中只能起參考作用，而不能生搬硬套。

    費孝通先生就是根據以上思路結合實踐進行思考的一代學者的典型代表。這些學者當時并未將從蘇聯引進的“定義”所提到的特征孤立起來對待，而是認為必須和其他特征結合在一起，特別要考慮它們在歷史上的淵源關系。在長達數年的民族研究實踐過程中，費孝通先生對我國在民族方面的諸多特點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同時也體會到民族既是在人們共同生活經歷中形成的，也是在歷史運動中變化的；要理解當前的任何民族決不能離開它的歷史和社會的發展過程，現狀調查必須與歷史研究相結合；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就必須形成自己的、適合中國國情的民族理論體系。

    在費孝通先生對中華民族結構問題進行研究的同時，許多從事民族研究的學者也在思索和探討著這個問題，陳連開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觀點得到了費孝通的關注與重視。費老以其高度的概括力，將中華民族結構作了高層次闡發，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這篇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