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30年前一個“環保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展到今天將成為“正部級”單位，表明了國家對環保工作的重視。但從另一方面解讀，這種不斷“升格”的過程，也反映出中國環境問題的日趨復雜化。套用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的話來說：中國用30年改革取得了西方100年的經濟成果，但西方100多年的環境問題也在中國30年內集中體現。英國劍橋大學Patha Dasgupta教授曾說：以某種標準來衡量，包括印度和中國在內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人均財富在近20年來增長極慢。必須承認，這“某種標準”里，其實就包含了環境資源方面的極大透支。

　　這幾年，大家見證了環保的諸多努力，從一次次的“環保風暴”，到一個個的“流域限批”，結果有時卻難免“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如今，“局升部”似乎又讓熱愛環保的人們看到新的希望。“局升部”的關鍵，不在于為環保部門得到一次隊伍壯大的契機，而在于為克服現有的“環保瓶頸”獲得體制支撐；在于能否借助這個契機，真正推動環保指標納入官員考核的工作，并由此真正強化環境執法的力度，徹底擺脫“說起來重要、干起來不要”的無力感。

　　有論者曾指出，中國環保的困境，不是環保部門的困境，根本上是政府權力與既得利益集團的博弈：上面喊破嗓門，下面卻無動于衷，甚至公然保護。在“先污染后治理、先積累后發展”的思路之下，“掛牌督辦”在有的地方演變成“掛牌保護”。

　　潘岳也曾表示過，“環保”從理論上已經解決了問題，現在的關鍵是沒有實際的力量。

　　所以，當務之急在于，要在各地領導干部的考核機制、考核標準里，真正納入環境保護、資源利用的指標，并通過嚴格的“離任審計”、“升遷審計”，確保這些指標真正起作用。（普沙嶺）

責編：陳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