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事萬物都有其對立面。有馬克思主義，就有非馬克思主義，甚至反馬克思主義。這可以說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非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的出現，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從根本上敵視馬克思主義，想徹底摧毀它；另一種情況是，總體上贊成馬克思主義，想發展它，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在某一問題或某些問題上發展錯了，走錯了“房間”。對于以上兩種情況，要加以區別，不可一律看待。當然，不論哪種情況，都不應該視而不見，而要認真對待。怎樣對待呢？不妨看看恩格斯的態度。 

    一、恩格斯如何對待杜林

    歐根·杜林（1833—1921）是柏林大學講師。他提出了一套龐大而復雜的理論體系，從唯物論、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思想等三個方面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全面的、猖狂的攻擊。例如，他攻擊馬克思“思想和文體不成樣子”，語言有“下流習氣”，具有“英國式的虛榮心”，“中國式的博學”，“哲學的和科學的落后”等等。不僅如此，他還企圖和馬克思主義者爭奪對德國工人運動的領導權，號召工人們不要“向什么馬克思”學習，而要向他這一位“誰都比不上”的“天才”學習。當時的德國工人運動、德國社會民主黨都受到影響，一時間，重要的社會民主黨人伯恩斯坦、莫斯特、弗利切等人都成了杜林分子，連德國工人階級的領袖之一倍倍爾也不能擺脫。

    這種情況，當然不能坐視。1875年，李卜克內西建議恩格斯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上著文反駁。恩格斯接受這一建議，中斷正在進行的《自然辯證法》一書的寫作，從1876年開始，在《前進報》上陸續發表文章，反駁杜林，同時闡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至1878年寫完，結集為《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一書，1885年發行第二版，更名為《反杜林論》。

    杜林的理論體系并不十分好對付，用恩格斯的話來說，是一個很不好啃的“酸果”。1876年，恩格斯致函馬克思，語帶幽默地說：“你說得倒好。你可以躺在暖和的床上，研究具體的俄國土地關系和一般的地租，沒有什么事情打攪你。我卻不得不坐冷板凳，喝冷酒，突然把一切都擱下來去收拾無聊的杜林。”此后，恩格斯即以巨大的努力投入“收拾”杜林的工作。這一過程，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序言中說：

    這是一只一上口就不得不把它啃完的果子；它不僅很酸，而且很大。這種新的社會主義理論是以某種新哲學體系的最終實際成果的形式出現的。因此，必須聯系這個體系來研究這一理論，同時研究這一體系本身：必須跟著杜林先生進入一個廣闊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他談到了所有可能涉及的東西，而且還不止這些東西。

    本書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體系”涉及非常廣泛的理論領域，這使我不能不跟著他到處跑，并以自己的見解去反駁他的見解。因此消極的批判成了積極的批判，論戰轉變成對馬克思和我所主張的辯證方法和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比較連貫的闡述，而這一闡述包括了相當多的領域。

    在恩格斯的充分說理的科學批判之后，杜林的理論體系從此失去影響，而《反杜林論》卻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不朽的“百科全書”，在總結、傳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可見，出現非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觀點，不一定完全是壞事，它可以轉化為好事，不必過于緊張。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雖然無情地、徹底地批判杜林，但是卻完全不企圖剝奪杜林的言論自由。當時，杜林正因批判德國的大學制度，被柏林大學禁止講課，恩格斯立即提出抗議，批判德國專制政府的思想統治，捍衛杜林的講學權利。

    可以說，恩格斯樹立了以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對待非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者的典范。

    近年來，有些同志對意識形態領域中出現的某些情況憂心忡忡，殫心竭慮地設法防堵。但是，我覺得最重要、最正確的方法是，學習恩格斯的精神，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原著，認真研究問題，有針對性地拿出扎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來。

    理論問題上的錯誤只能用理論批判的方法去克服，學術領域的是非只能通過學術途徑去判明，自然，對意識形態中的非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也只能在意識形態的領域中解決。當然，還要提醒的是，自封的馬克思主義不一定是真馬克思主義，而被判為“非馬克思主義”的也不一定真是“非馬克思主義”。需要謹慎地加以區別，否則就可能壓制真理，壓制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文革”期間對小平同志思想的批判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嗎！

    二、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慎重區別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分歧，采取不同的應對方針

    學術領域，意識形態領域從來都有各種各樣的分歧，但是，一定要清醒地認識到：并不是所有的分歧都是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分歧，也并不都是階級斗爭的反映。應該承認，在人民內部、無產階級內部，甚至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也會有不同的意見，會有分歧，甚至有嚴重的分歧和斗爭。當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與毛澤東的分歧被認定是“社會上的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事實證明這個判定是錯誤的，毛彭之間的分歧根本不是階級斗爭，不是什么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事實還證明當年這個錯誤的判定造成了多么嚴重的損失。“文革”之前和“文革”初期毛澤東和劉少奇、鄧小平之間的分歧也不是階級斗爭，不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斗爭。同樣，俞平伯和李希凡、藍翎之間關于《紅樓夢》的認識分歧，周揚和胡風對文藝理論上若干問題的分歧，毛澤東和馬寅初關于人口論的分歧，等等，也都不是階級斗爭。在歷史學領域內，有所謂“五朵金花”的討論，如中國有無奴隸制，中國封建社會始于何時，資本主義萌芽始于何時等討論，都不是階級斗爭。我們很難、也不應該將其中的某一種觀點定為馬克思主義，哪一種觀點定為非馬克思主義。其他如對曾國藩、李秀成以至對袁世凱等人評價上的分歧也都不是階級斗爭，或不一定是階級斗爭。

    人們在思想、理論、學術上的分歧除了源于階級利益、階級立場的不同以外，也可能是認識上的分歧，是片面和全面的分歧，一個片面和另一個片面的分歧，甚至只是思想方法、認識角度上的分歧。當然，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可認識的。各種分歧之中，必然有正確和錯誤之分，不可能“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但是，這些分歧不全是階級斗爭，也不全是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分歧則是肯定的。建國以后，我們在政治領域內將階級斗爭的情況估計得過于嚴重，擴大化，同樣，我們對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斗爭情況也估計得過于嚴重，擴大化了，結果犯了許多錯誤。這個教訓應該永遠記取。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學術研究也空前活躍。人們想以前之所未想，提出了許多以前所未曾提出的問題，加以黨中央明確反對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理解，提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理論創新，因此，理論界、學術界總的形勢是好的，循此以進，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大有希望，中國的思想、理論、學術的發展大有希望。當然，其中也出現了若干非馬克思主義，甚至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聲音，但這正如本文開頭所指出的，這是一種必然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為傳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了良好契機。一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正好借此大展身手。憤激、悲觀是沒有必要的，采取措施加以壓制和禁止也是沒有必要的。

    我只是一個普通學者，對當前中國意識形態領域內的狀況無力作出總體的正確估計。我想說的只是，要認真總結建國以來的意識形態斗爭經驗，特別是總結多年來將階級斗爭嚴重化、擴大化的反面經驗，不要將不是階級斗爭的問題看作階級斗爭，也不要將正常的理論探討、理論創新看成是非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更不應該因噎廢食，懷疑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三、堅持貫徹“雙百方針”，用民主的方法、討論的方法、批評、反批評的方法解決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分歧

    上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陸定一等同志提出“雙百方針”，應該說，這是繁榮文藝、繁榮理論和學術的唯一正確的方針，既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和世界文化發展經驗的科學總結，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發展。這是因為：

    1、識別真偽需要通過實踐檢驗，這種檢驗常常不是可以立即判明的，而是需要通過一段歷史過程。有真馬克思主義，也有假馬克思主義，還可能有半馬克思主義。有的理論觀點本來是正確的，但在一段時間內可能被認為錯誤；有的理論觀點本來是錯誤的，卻可能在一段時期內被認為正確。這就要允許不同意見、不同觀點存在，留待實踐和歷史的判斷。有權力不等于有真理。長官不是真理與非真理的裁判官，因此不能靠權力大小判別真理，不能用簡單粗暴的方法解決思想領域內的問題。不要輕率地下結論，更不要輕率地扣帽子。

    2、人們對真理的認識有過程，人們對真理的接受也有過程。“百家爭鳴”的過程就是一個認識真理、發現真理、接受真理的過程。通過爭鳴，會使某種理論觀點的提出者接受挑戰和拷問，廣泛采納各種合理意見，將原來不明確、不完備的理論發展得更明確、更完備。通過爭鳴，也會使更多的人明辨是非，認識真理、接受真理。

    3、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需要。從理論上說，社會主義社會是高度發達的民主社會，人民應該擁有此前任何社會所不可能有的民主與自由。這其中當然包括人民的思考自由，言論與發表自由、追求真理的自由。不允許百家爭鳴，豈不是扼殺了人民應該擁有的民主與自由！

    4、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需要。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有兩條途徑，一條是總結實踐經驗；一條是理論批評。毛澤東多次強調，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在溫室里培養，要經風雨，見世面，在斗爭的風雨中間鍛煉自己，發展自己，擴大自己的陣地。對于馬克思主義可以不可以批評這一問題，毛澤東明確表示說：“在我們國家里，馬克思主義已經被大多數人承認為指導思想，那末，能不能對它加以批評呢?當然可以批評。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真理，它是不怕批評的。如果馬克思主義害怕批評，如果可以批評倒，那末馬克思主義就沒有用了。”毛澤東又曾指出：“對于人民內部的錯誤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這些思想，不允許這些思想有任何發表的機會，行不行呢?當然不行。對待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對待精神世界的問題，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但不會收效，而且非常有害。”

    當年，當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時，國內外都有人反對，認為這是一個“自由化”的方針，其實，這是一個繁榮文化、理論，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方針，可以讓我國的文化界、理論界、學術界活躍起來，興奮起來，蓬蓬勃勃發展起來的方針。毛澤東早就指出：“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并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領導地位，相反地正是會加強它的這種地位。”因此，我們應該堅定不移地貫徹這一方針，而不是只把它當作“口頭禪”，甚至走一條與之相反的道路。

    2006年，是黨中央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五十周年，有關部門開了座談會紀念。但是，也是提出“雙百”方針的五十周年。早些時候，龔育之教授曾經著文提出，是不是也應該開個座談會作為紀念呢？這真是個好建議。可惜，2006年已經過去了。當然，是否開座談會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認真地貫徹、執行。（楊天石）

責編：zsw